宋代，風水的流脈傳承更為勃興。隨著宋代理氣之風的興起，風水兩大派別形法派和理氣派也基本脈絡分明，各有所鐘，兩大派別都出現了許多著名的風水老師。曾文迪、謝子逸等人承繼了楊筠松的形法派傳統，而王、賴文俊等人，以方位、八卦、星象理氣為核心，善用羅盤，由此成為了理氣派的鼻祖，賴更著有《催官篇》，名重一時。

賴文俊，字太素，處州人。曾經在福建建陽作官，偏好風水相地之術，以致棄官周游天下，自號布衣子，時人又稱其賴布衣。賴氏是風水理氣派即福建派的重要鼻祖之一，對理氣八卦方位羅盤等的理論和應用建樹頗多。紀曉嵐總撰《四庫全書》收錄了賴布衣《催官篇》二卷，并加以評述，認為：該書分龍、穴、砂、水四篇，各論催官之道，“龍以二十四山分陰陽，以震、庚、亥為三吉，巽、辛、艮、丙、兌、丁為六秀，而著其變換受穴吉兇之應。穴仍以龍為主，而受氣有挨左挨右之異。砂、水幾篇尤以方位為斷。”關于風水方位分“三吉六秀”的說法，并以此為主要理論核心加以詳細闡述，在傳世風水理論典籍中，《催官篇》是最早的。

在“論穴”一節中，雖然它仍以龍為主，但加入了方位的吉兇判斷，同時又有關于接受生氣挨左、挨右的理論。由于強調八卦及其方位的作用，以及五行生克制化，并加以演繹，所以，紀曉嵐認為，其說多有“懸解”。比如，寅甲方兩個方位的山勢容易出瘋子和跛足的人，其根據是，因為東方是震卦，屬木，木氣重而生風,

而且，又跟天上二十八星宿同屬東方的尾星和箕星對應，而這兩個星宿也喜歡風;震卦在人體上對應屬腳，腳部受風過多容易生病，由此推論多出病跛之人。同樣的道理，“丙方上應星馬，故有蠶絲之祥。丁方上應壽星，故多壽考之兆。兌龍辰水，辰有金殺，兌為口舌，為毀折，故主闕唇露齒。又辰酉逢合，土塞金聲，故主重舌含糊。”顯然，這種推論有主觀機械主義的痕跡，有不少虛妄的成分。盡管如此，其理論又符合陰陽八卦五行理論，因此，連紀曉嵐也不得不承認說“而于陰陽五行，生克制化，實能言之成理。”

除《催官篇》外，宋代留存下來的重要風水著作還有《塋原總錄》。該書是宋大中祥符三年任司天監保章正官職的楊惟德撰寫并呈送宋真宗的關于葬法的專著。內容龐雜豐富，記載了包括五音姓利、擇日禁忌、鎮符、遁甲、貫魚等各種方法。

至宋代，風水登上了文人墨客的案頭，為當時名士所看重。就連朱熹這樣的大儒，也對風水頗有研究，在《朱子全書》中就有“卜居”“山陵議狀”

等條目。他雖然反對當時還頗有市場的五音姓利法，但并不反對擇葬，《山陵議狀》中有不少對風水葬地的記述。朱子四十歲時，其母去世，朱熹還在福建建陽為其母選擇了一塊上好墓地，第二年才將母親入葬并與早逝的父親遺骨合葬一處。據后人分析，朱子為其母祝氏選擇的墓地，“龍自高山脫脈，穿田起為平岡，又逶迤數節為湖田，雙脈合而為穴，穴據湖水，本身前起高阜，為太陰文星之案。外洋暗拱，左右映帶，得水藏風之美地也。文公子朱在、孫朱皆官侍郎，科第不替。”

到了元代，因朝代和文化更迭，被認為是風水文化的一個低潮期，其實不然。盡管文人記載和研究留存較少，但民間對風水的看重始終沒有削弱，甚至在皇帝的高級幕僚中，風水營建也成為重要的觀念，這種觀念并對元朝皇帝也產生了影響。最典型的莫過于元朝定都北京城時，劉秉忠對忽必烈的影響。北京城的營建，正如大家所熟知的，完全按易經八卦的原理布局，而在選址上，則突出顯示了風水關于上應天星、大勢開合、層層拱衛的帝王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