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水是一門選擇吉宅，規避兇宅的藝術，也就是說，它是一門關于人如何根據環境尋找到安全、宜居之所的技藝。西方著名的景觀生態學者貝內特認為，風水是一種“宇宙生態學”，風水擇居的理論是以人地關系，甚至是人與宇宙的關系為基礎的。這一觀點為西方學者所普遍認同。這也說明，風水起源的目的，就是出于人類尋求安全且適宜居住地的本能意愿。

　　第一節緣起于安居的需求

　　就中國內地而言，距今80萬到75萬年的中更新世的藍田人就已萌芽了制作簡單工具、尋求聚集生活的歷史，而距今1.8萬年進入了新石器時代的北京周口店山頂洞人，更是懂得了擇居的必要性及其藝術。山頂洞人所在的北京周口店龍骨山，屬于太行山東麓的丘陵地帶，山前壩兒河河面寬闊，河水也不深，四周環境又處于森林與草原，河湖和陸地交匯之地，便于山頂洞人獲取豐富的水源、水產和陸地動植物，同時，山洞穴居生活也具備一定的安全性，夏可避暑，冬可御寒。這種擇居觀念，已顯示了后世人類安居的基本雛形。

　　到了距今6000~7000年的仰韶文化時期，伴隨著原始農耕生產方式的形成與發展，村落形態隨之出現。而為了村落選址、布局及安葬需要，風水也開始萌芽，典型的如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遺址。半坡村仰韶文化遺址坐落在北向河的二級臺地上，南依白鹿原，再南則是秦嶺山脈。當時，白鹿原上樹木茂盛，河河水豐沛。從考古發掘可以看到，當時這里分為居住區、制陶作坊和公共墓地三個區域，僅居住區面積就有約三萬多平方米。而墓地的安置，已有相當的講究，統一集中在居住區北邊，并且墓坑與入葬尸身的朝向大致為正西偏北二十度，說明日升、日落等星象對墓葬有著重要的影響。同樣是在仰韶文化時期，風水中有關青龍、白虎的意象已出現在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墓穴中。45號墓考古發掘發現，墓主人是一老年男性，仰身直肢葬，頭朝南足朝北，埋于墓室正中。在其左右兩側，發現了用蚌殼精心擺塑的龍、虎圖案，其中龍在東側，頭朝北背朝西，虎在西側，頭朝北背朝東。這是迄今發現最早的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象”的具體物證，它表明風水的起源與中國上古時期擇居、安葬的需要密切相關。

　　在中國古代，天象、地理、氣候的觀念是相通相關的，中國人對天象的觀測和實際應用在夏代就已達到了極高的水平。

　　《夏小正》是現存的中國最古老的物候書。這本書雖不到四百字，但已清楚地表明對一年十二個月季節現象的認識，以及東、西、南、北不同方位的地理與星象、物候相互對應關系。

　　到了商代，人們對于天象的觀測和實際應用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可以通過觀測鳥星、火星來確定春分、夏至，從而有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的四季劃分概念，并以干支紀日，月亮的朔望周期紀月，太陽的四季變化紀年。商代的歷法是平年12個月，大月30日，小月29日，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配形成六十年一個周期。六十甲子的觀念成為后世風水重要的評斷依據。

　　從考古發掘出的商代武丁時期的甲骨文中發現，商代已觀測記載了二十八星宿中的火星、鳥星、昴星等星宿，而最早記載二十八星宿與四象結合的文獻，是《周禮·考工記》。1978年在湖北隨縣發掘出的葬于公元前433年或稍后的曾侯乙墓中，發現一件漆具：在箱蓋上環繞中心的大“斗”字，有一圈二十八宿的古代名稱，蓋兩端繪有青龍、白虎的圖像。這一發現，表明我國在戰國初期已有了二十八宿的全部名稱的可靠記載，同時，在民間已普遍有了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象”的觀念并開始應用。到了秦漢以后，四神瓦當在民間的應用更是普及。到了唐代，二十八星宿、四象、八卦、陰陽五行、天干地支相配已成為民俗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這一歷史演變，對風水理論及其流派的形成、成長和成熟，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我們在后文中將再作引證。

　　第二節要義在借山川地理之勢

　　前文已說到，風水的起源是基于人類對擇居、宜葬、城郭營建等的現實需要。由此，對天文星象的觀測、地理形勢的考察，辨方正位，就成為風水術的基本內容。其結果自然就推衍出“陰陽”、“形法”這兩個對后世影響巨大的風水術語，以及由此旁衍出的復雜的系統事項。“陰陽”一詞，語出《詩經·公劉》。《詩經·

　　公劉》說的是夏末時公劉率周的先民從邰地遷徙到豳，跑遍山崗、隰原，測日影以定向計時，“觀其流泉”，“度其夕陽”，由此規劃營建，使周民得以安居樂業。其中“既景乃岡，相其陰陽”一句被后世風水家們引為經典。但這里的陰陽側重的是測日晷的光影向背的陰陽，與哲學意味的陰陽之道、陰陽之氣還有所區別。這里的陰陽，是指日影與方位的關系，與地理緊密聯系，正如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解釋的：“陰，暗也，水之南，山之北也。”“陽，高明也。”

　　關于“形法”，首先側重的是對大地形勢的觀察審度之意。《管子·度地篇》言：“故圣人之處國者，必于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內為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吡?蟆！彼檔氖槍湃搜≡裼?ㄖ?兀??悸塹厥聘摺⑼寥婪飾幀⒂辛魎?憔郟?鐘欣?籃榧把?擻?蟮牡胤健！豆蘢印こ寺砥?分興擔骸胺擦⒐?跡?怯詿笊街?攏?賾詮憒ㄖ?希?呶憬?刀??米悖?攣憬???搗朗。?蛺觳模?偷乩??食槍?槐刂泄婢兀?纜凡槐刂兇忌?！薄盾髯印で抗?肺劍骸捌涔倘?眨?問票悖?攪執ü讓潰?觳鬧??啵?切問ひ病！笨杉??筆鋇南駝芤丫??媒梟醬ǖ乩碇?疲?唇餼鋈死嗟囊司游侍狻７縊?肫?頡⒌乩懟⑸??牧?悼杉?話摺?

　　《淮南子·地形訓》中匯集了漢代人對中國山川地理大勢的基本認識，已有所謂“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等的宏觀視野，認為“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陸徑三千里。”又說，“河水出昆侖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赤水出其東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同時，對一地水土對該地民生民風的影響，也已有深刻觀察和認識，如，“土地各以類生人，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

　　暑氣多夭，寒氣多壽;谷氣多痹;丘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土人丑。”又根據五行生克規律，來推論生物從發生、成長到衰敗的規律：“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菽夏生冬死，麥秋生夏死，薺冬生中夏死。”

　　關于地理環境對人的影響，我們的先哲們認識很早，到戰國時期就已經成形。《管子·水地第三十九》說：“夫齊之水道燥而復，所以民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民心易則行無邪。是以圣人治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管子·

　　版法解第六十六》說：“天地之位，有前有后，有左有右，圣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于左，秋殺于右;夏長于前，冬藏于后。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圣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類似的論述還可以引證許多。這里是想說明，這些地理形勢、山川格局、水質土壤、氣候環境、風土人情都是風水吉兇判斷的客觀依據，因而成為風水考察的對象。

　　最典型的是關于中國大陸山川起源于昆侖山的地理認識，直接成為風水龍脈、祖宗來脈及三大干龍劃分的觀念淵源。

　　現存中國最古老，也最系統的地理著作《禹貢》和《山海經》

　　等，對中國古代地理形勢的描繪，成為后世風水形法大勢的基本依歸。例如，《禹貢》中有中國最早的山系、水系總體格局走向的描述，而且有了九州的區域劃分。《禹貢》“導山”部分，專論九州之內山岳大勢——西高東低，西部山脈集中而東部分散，并且將山脈分為“四條”——

　　第一條：北支位于渭水之北，自岍、岐、荊，經壺口、雷首、太岳、砥柱、王屋、太行、恒山，直到碣石;

　　第二條：從渭水南岸的西傾、朱圉、鳥鼠，到太華，經熊耳、外方、桐柏，再到魯南的陪尾，此條山脈均在黃河南岸;

　　第三條：始自今甘肅成縣冢，經荊山、內方至大別山，此條山脈均在漢水南岸;

　　第四條：從岷山起，經湖南衡山，至江西的敷淺原。

　　而“導水”部分，也相應地分為四條：第一條：上游西方的弱水和黑水;第二條：中原黃河;第三條：江水和漢水;第四條：黃河以南的支流，渭水和洛水。

　　盡管《禹貢》中對上述四條山、四條水的描述由于時代局限存在錯誤，但其山川脈絡大勢對后世影響深遠，基本奠定了中國人幾千年延續至今的山川大地觀。

　　《山海經》中《五藏山經》進一步拓展了《禹貢》中的地理描述范圍和具體事項。其中，五藏即五列、五域之意。其時，地理認知范圍，東南至會稽，西南到邛崍，西北到青海、天山，東至泰山，北跨內蒙至西伯利亞，中心區域則包括了越、楚、蜀、秦、鄭、晉、燕、齊等國疆域。其山川大勢，以河南西部的“中山經”為世界中心，分為十二次山經細述，另有西山經、南山經、東山經、北山經，也分若干次山經敘述。在《山海經》看來，這些山脈構成了大陸的總體地貌，而大陸四周為海水所包圍，四海之外，還有其他陸地和國家，那是荒遠之地，由此構成了整個世界。

　　《禹貢》《山海經》等對中國大陸山川格局大勢的劃分，到漢代被大儒們發揮為“三條四列”說：將岍山、岐山至碣石劃為北條，將西傾到陪尾劃為中條，將岷山到敷淺原一線作為南條，將冢到大別山劃為中條的分支。到了宋代，又經宋儒發揮為三大龍脈的思想，即北龍、中龍、南龍。此說一出，奠定了后世風水大垣局。所謂風水貴賤、帝都還是村邑，都由與三大干龍的親密程度決定。

　　對天下勢、形的審視、考辨直接催生了風水形法派的理論來源。后漢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對漢代即已時興的相宅之術及風水流派予以評述時這樣說道：“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兇。猶律有長短，而各征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

　　《漢書·晁錯傳》引晁錯語云：“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后營邑立城，制里割宅，正阡陌之界。”進一步清楚地表明了風水起源之初最為關涉的是對地理形勢、土壤、水質、植被等環境層面的考察。

　　在經過上文的敘述之后，我們來看看風水理論家以及風水老師們是如何將中華大地地理景觀大勢、三大干龍龍脈思想，與風水貴賤、吉兇的評斷，與水，與北斗七星，與陰陽宅風水原則相結合的。

　　風水學中現存的開山之作《葬經》明確提出，要首先區分勢與形的概念。所謂“千尺為勢，百尺為形”，而且提出了勢與形在具體風水吉兇評斷時的原則，即“勢與形順，吉;勢與形逆，兇”。《青囊海角經》云：“宇宙有大關會，氣運為主;山川有真情性，氣勢為先。”“先看大勢從何而來，次看大勢從何而結。來必有應，結必有情。”《地理人子須知》曰：“以水源為定，故大干龍則以大江大河夾送，小干龍則以溪澗夾送，大枝龍則以小溪小澗夾送，小枝龍則惟田源溝洫夾送而已。觀水源長短而枝干之大小見矣。”說的都是要與山川大勢相結合，方才能判斷具體的小地塊的風水情貌。

　　五代黃妙應的《博山篇》提出，“識全局，知大地，有紫微，有太微，有天市。天虹來，天馬至，古名都，眠不眠，高著眼，鍥心記。”這里強調，尋龍捉脈，除了要辨識審視龍的形態、走勢、方位等關于龍本身的問題外，還一定要有天星和大地的概念，要“法天象地”。

　　隨著風水理論上千年的不斷演進，先是形法派風水將天星的意象逐漸由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的四獸，擴展到北斗外加左輔星、右弼星的九星概念——在《撼龍經》中楊筠松系統地提出并論述了九星，而后到宋代，天星隨理氣風水的興盛更被抽象化地引申擴展到理氣風水中，最典型的莫過賴文俊《催官篇》。賴文俊在《催官篇》中系統地梳理了二十八星宿各星名，并將之移植到對星峰、龍脈及其方位吉兇的考察上，他將天星星官挑選出來，與二十四山一一對應，創設了二十四天星盤。到明代，徐繼善、徐繼述兩兄弟撰有堪輿名著《地理人子須知》，其中，就專列了“論昆侖為諸山之祖”、“總論中國之山”、“中國三大干龍總覽之圖”、“論山河兩戒”、“論三大干龍脈絡”

　　等章節，細數中國龍脈格局大勢。而且，徐氏兄弟并未滿足于概述中國三大干龍的整個地理構造，而是進一步又列出專節“論北龍所結帝都垣局”、“論中龍所結帝都垣局”、“論南龍所結帝都垣局”，詳細地梳理了三大干龍沿脈融結分布的帝都府邑。凡是與大的干龍直接承繼的干支關系越近，其風水的尊貴格局就越高;而分支越細，所結之地，其重要性就越低，直至小村落。

　　比如，北京古稱幽燕，在燕山南面，燕山是三大龍脈之北龍的支脈，而京都平原四面為群山重重圍護，所以明初著名國師也是風水老師劉伯溫在《堪輿漫興》中說：“北龍結地最為佳，萬頃山峰入望賒。鴨綠黃河前后抱，金臺千古帝王家。”

　　從上述對北京風水大勢的分析可以看出，古人對山川大勢的尺度視野可謂縱橫捭闔、一目千里，有些空間地域關系顯然有過于寬泛之嫌。但不論是形法派還是理氣派，都遵從天地大道，都首重山川大勢。有一句眾人皆知的惡俗的哲語：我們每個人都離不開大地母親。用在風水上，其實再貼切不過了。